一向为欧盟所关注的美元对欧元持续贬值问题被弃置一边，此次西方七国G7财长会议公报仅将汇率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人民币。

这似乎表明了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拉欧盟“下水”的计划成功，西方七国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一致对外”；再加上国内通胀压力加剧、证券与房地产市场等主要资本品市场泡沫增大，可以说目前人民币缓步升值政策的内外压力已达自2005年7月人民币宣布对“一揽子货币”升值以来的历史最高点。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包括内外两大方面。

从内部角度来看，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过来的“高储蓄、高投资、高产出”模式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样的“低消费、高积累”模式却未能得到改变，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高产出的部分只能有很小一部分实现内部消费，剩余的大部分需要通过出口的模式进行消化，如此方能实现整个宏观经济的平衡。

从外部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对完善先进的基础设施体系、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广阔的内部市场想象空间吸引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眼球，促使大量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转移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冲突同时也转移到中国，中国实际上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矛盾的集中体。

而日本东京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伊藤隆敏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发言指出：最近十年间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部分取决于美国逆差的转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02年与2000年相比，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92.3亿美元，与此同时，对日本、香港地区、韩国、台湾省、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共减少了181.6亿美元。二者相差无几。

事实上的确如此，即便是中国人民币升值，改变贸易条件，劳动力成本上升——那也只能改变西方国家的转移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中布局，并不能改变整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

而对于中国来说，选择人民币逐步升值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在缓解国家外部压力的同时保护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带来了现实的通胀压力，包括证券、房地产等资本品市场的泡沫，但是从长远来看，决定一国(尤其是大国)命运的关键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因而人民币缓慢升值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历史判断。

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升值过程与我国目前类似，主要是对美元升值，并未对所有贸易伙伴升值。其实际效果也是推动了产业的发展，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然而到了80年代以后，日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企图通过日元全面升值来推动经济发展，结局不言自明。

我国显然应当吸取当年日本的经验教训，切不可盲目推进人民币全面升值，尤其是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升值。西方国家惯于将内部经济压力转嫁到外部，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S.Roach)在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重申：在贸易政策上，美国的政客们总习惯找替罪羊。典型的“华盛顿”方式是——把对方打下去，都是别人的错。

中国人民币汇率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需要世界各方的合作解决，绝不仅仅是中国一国承担所有责任，必须让西方发达国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陆志明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